高官審理中的司法進步

到了薄熙來案，會見難、閱卷難等障礙幾乎都不存在了。

　　2000年2月13日至14日，江西省南昌市中院開庭公開審理胡長清受賄、行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案。2月15日，一審判處胡長清死刑。胡長清不服提出上訴。3月1日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法復核。2000年3月8日，胡長清在南昌被執(zhí)行死刑。

　　從開庭審理到死刑執(zhí)行，在前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處決一個副省級高官，這樣的“辦案效率”十分罕見，也引發(fā)了過于“草率”的質疑，因而招致法學界的詬病。

　　北京市二中院對劉志軍案進行的庭審，只用了3個半小時，時間之短亦令人詫異。但據(jù)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為劉志軍辯護的律師錢列陽稱，在庭審之前，法官、檢察官、律師已經(jīng)開了庭前會議，控辯雙方爭議的許多內容在庭前會議上已經(jīng)處理完畢。

　　作為刑事法學家，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不欲對這類案件的政治色彩過多評述，“我們應該評論它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腳。例如，事實的認定、證據(jù)的采納是否嚴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如果一定要考慮政治的因素，那就要讓高官的審判更公正、公開，這是我們要考慮的最大的政治因素。如果相反，效果反而不好。”陳忠林說。

　　應該說，無論是中國的法治進程還是中國的政治文明總體上正在不斷進步。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高子程（微博）告訴《中國經(jīng)濟周刊》，在陳良宇案的辯護中，他明顯感覺到該案的司法程序各方面都比其他高官案件做得更好。例如，高子程被允許在秦城監(jiān)獄會見了陳良宇4次，“4次會見，說實話是不夠的，我還有幾次申請沒被批準”，但在當時的法治環(huán)境下，那已經(jīng)是一種進步。

　　但會見難、閱卷難的問題，在高子程代理的其他諸多高官案中卻普遍存在，包括他接受劉志軍家屬委托之后，曾4次申請會見都沒被批準。而在2006年中國建設銀行原董事長張恩照受賄案中，作為辯護律師的高子程要求與張恩照的會見受到了較多的限制。“雖然也會見了，但我們有許多次的會見申請沒被批準。而嚴格來說，這種限制都是不符合刑訴法規(guī)定的。”

　　但到了薄熙來案，這些障礙幾乎都不存在了。

　　新華社發(fā)表的《薄熙來案庭審紀實》一文采訪了薄熙來的辯護律師李貴方。李表示，庭前，他們依法查閱了全部案卷材料，復制了相關證據(jù)，并20多次會見被告人，就辯護思路等與薄熙來充分交換了意見。

　　而據(jù)薄案的另一位辯護律師王兆峰向媒體透露，會見時，基本上能保證獨立進行。“有時候一見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甚至弄到晚上很晚，得留在那里吃晚飯……有段時間跟上班似的，幾乎天天去，最多的時候一周去五六次。”

　　高子程感嘆：“一方面是因為薄案的案情復雜，另一方面是現(xiàn)在的司法明顯進步了。”

　　應該說，過去20多年，高官貪腐案件的審判在法治水平上的進步，至薄熙來案到達了新的高峰。

　　趙秉志總結稱：一是高官貪腐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已成慣例。二是對貪腐犯罪高官適用死刑越來越嚴格。三是對貪腐犯罪高官訴訟權利的保障越來越充分。四是對高官貪腐案件的審判程序更加公正、公開。

　　薄案結束后，《人民日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說，對薄熙來的查處……從依法指定管轄，到公開透明審理，縱觀整個案件查辦過程，從一開始就沿著法治軌道逐步推進。“這再次表明我們黨和國家‘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鮮明態(tài)度和堅定決心。”

　　人們甚至期待在薄案之后，該案的公審方式會成為未來審判高官貪腐案件的樣板。

　　最高法新聞發(fā)言人孫軍工表示，該案庭審公開的方式是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人民法院將重點使用的一種方式，但不是今后所有的貪官犯罪案件、國家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案件都一定要 “一刀切”。

　　“我希望無論對誰審判都要做到程序的正當這才是法治化的庭審。”田文昌認為，“能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對法治發(fā)展水平的一個檢驗和標志。”

　　高子程較為樂觀，他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四中全會以后，行政對司法的干預會越來越少。“目前中央的調子和大方向是正確的，這為排除干擾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