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雙高”的危機

　　金融公司的CEO陳新（化名），在兩年前，也曾想涌入這個領域。為了調(diào)研市場，他派了幾個人，去“臥底”當時在中國做得最好的幾家消費金融公司。

　　結果讓他出乎意料。

　　當時排名第一的消費金融公司，實際的壞賬率，已高達10%以上，且每月持續(xù)攀升。

　　“大部分壞賬率，來自內(nèi)部人員的造假”，陳新稱，很多員工對給藍領人群放貸這件事，極不認可，認為只是在“放高利貸”。因此，他們幫著用戶資料造假，共同分貸款獲得的錢，“員工完全沒有忠誠度”。

　　“大部分公司，根本就沒有風控，對于他們來說，就是急速將用戶量做起來，用于下一輪融資講故事”，陳新在派人“臥底”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大部分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公司，并非“2C”，而是“2VC”。

　　實際上，信譽高、優(yōu)質(zhì)的客戶，都把持在銀行手中，為其提供信用卡服務。而成為消費金融公司客戶的，恐怕都是“銀行不愿發(fā)卡的人群”。

　　這部分“零征信人群”，信譽不夠，加上風控缺失，必然導致行業(yè)壞賬率難以控制。

　　這個月初，蘇寧消費金融公司公布了最新財務數(shù)據(jù)，不良率達10.37%。

　　媒體報道稱，蘇寧內(nèi)部人士坦言：“我們絕對不是不良率最高的，很多面向大學生提供分期消費的平臺，不良率超過25%。”

　　不少平臺，正在試圖用高利息掩蓋高壞賬率。

　　春曉資本的投資人張博發(fā)現(xiàn)，不少消費金融分期平臺，“其利息已高達100%，甚至400%”。

　　“利息就像一個雪球，越滾越大”，陳新在深入調(diào)研過行業(yè)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現(xiàn)在的情況，和當年韓國的信用卡危機，極其相似”。

　　1999年，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之后，為了增加消費者開支，韓國政府鼓勵銀行盡可能多地發(fā)放信用卡。

　　一時間，首爾街頭充斥著信用卡發(fā)行商，對大學生、失業(yè)者等等都來者不拒，只要你肯填寫申請表。有人形容，這是國家在對人民進行“債務填鴨”。

　　韓國人很快變得刷卡成癮。到2003年，人均信用卡持有量達到4張，每個人的信用卡債務總額約2000美元。

　　人們在瘋狂購物、透支消費的同時，卻忘了，清算的一天終究要到來。

　　2003年，一個34歲的主婦因不堪債主催討，從高層公寓中將3個孩子推下去，自己再縱身躍出。許多家庭因積蓄耗盡而破裂，犯罪和賣淫現(xiàn)象劇增，人們哀嘆說，韓國已經(jīng)淪為一個“破產(chǎn)社會”。

　　歷史總是具有相似性和重復性。今年校園貸大量的負面新聞中，也有類似的案例。

　　天價逾期費、學生跳樓、暴力催收、裸條事件，所有惡的因素聚集爆發(fā)后，行業(yè)在監(jiān)管的厲聲呵斥中，陷入了洗牌清場的局面。

　　陳新不無擔心地發(fā)現(xiàn)，行業(yè)中，過度消費的征兆已開始隱隱出現(xiàn)。

　　王峰杰的一個朋友，通過分期消費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每月需要還款500多元。有一個月實在沒錢，造成逾期，后來只好到別的平臺再借，拆東墻補西墻，如今利息越滾越大，“他已經(jīng)根本無力償還了”，王峰杰說，這樣的人，并不在少數(shù)。

　　陳新計算了一下，如果一家平臺的壞賬率是20%，再剔除獲客、運營成本，利息恐怕要到40%，才能收支平衡。

　　因此，大部分消費金融平臺并不盈利。

　　“為了維持收支平衡，只有一種方式，吸引更多的用戶來貸款、還利息，或者從VC融資，以彌補資金的漏洞，然而這個漏洞會越來越大，最終都會崩盤”，陳新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和龐氏騙局類似。

　　人人操盤的CEO顧崇倫認為，在某些領域中，消費金融極難成功，比如說相對泛人群，泛地域，場景可控性較差，借貸利率較高的一些藍領消費貸。

　　類似群體和類似場景的風控，都太難。

　　“這一類創(chuàng)業(yè)項目的過熱、泡沫化和極速規(guī)模擴張，總會有人成為最終的接盤俠，總會有人受傷，但最終受益的，就是這個過程中套現(xiàn)的創(chuàng)始人和投資人”，顧崇倫稱。

　　就像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只要最后一個兜底者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