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三令五申不允許收“過頭稅”，在河北的滄州、衡水等市的多個縣，仍出現(xiàn)了“補交稅”和“提前收稅”等征收“過頭稅”現(xiàn)象。此種現(xiàn)象不新鮮，新鮮的是征稅的理由。據(jù)獻縣一名叫李建國的企業(yè)主說，10月27日，他所在區(qū)域鄉(xiāng)稅務所一名負責人把幾名企業(yè)主叫到一起開會，說《人民日報》之前發(fā)了篇社論，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他判斷中日就釣魚島會有一戰(zhàn)，因此希望獻縣的企業(yè)再交稅，支援國家。（11月28日《新京報》）

　　這名負責人的政治嗅覺夠靈敏的，他能從《人民日報》的一則社論中得出中日就釣魚島會有一戰(zhàn)的判斷，并且認定此時“保釣”已成了全國最大的政治，凡事都得服從這一政治需要，征稅也不例外。在窮盡其他征稅理由后，沒有比“保釣”更有說服力的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保釣”成了強征“過頭稅”的撒手锏。他清楚，一旦使出這一招，沒有幾個企業(yè)家敢不服從的，否則就會給你扣上“不愛國”甚至“漢奸”的帽子，輕則日系車被砸，重則挨老拳。

　　別說，這一招還挺靈。盡管多數(shù)企業(yè)家不愿交“過頭稅”，但在“保家衛(wèi)國”、“支援國家建設”的宏大名義下，還是交了。安平縣一財政局負責人開玩笑說，“一講政治就能完成”。這不是玩笑，而是真理，是實情。

　　事情可怕就可怕在這里。不僅滄州、衡水等地的強征“過頭稅”到了無法可依的地步，前不久曝光的浙江等地征收“過頭稅”也呈現(xiàn)出一派亂象。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稅收任務，不斷給稅務部門施壓，后者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要么拿“抱著你們的賬本來”相要挾，要么以政治名義迫使納稅人就范，什么納稅人的權利，什么稅收法定原理，都不講了。

　　在此，請允許我杜撰的一個名詞“政治稅收”來形容上述亂象。從講大局這點而論，稅務部門以“保釣”這樣的政治名義向納稅人征稅，頗有點理直氣壯的樣子，而且往往能奏效。因為國人缺乏納稅人的權利觀念，更不懂得征納稅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須對等的關系，當然更談不上履行納稅人的監(jiān)督權利，去過問監(jiān)督政府將他們上交的稅金用到哪里去了，怎么用的。

　　公民之所以昧于這點，深層次原因在于，他們始終沒搞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還以為他們是托政府之福才得以生存發(fā)展，殊不知，政府是民眾為了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通過繳納稅金構建的一個“必要的惡”的組織。所以說“必要”，是因為諸多公共事務單憑公民個人之力完成不了，需要交給某個組織去完成，這樣就誕生了由民眾授權的政府組織；所以說“惡”，是指政府很可能濫用人民授予他們的權力，用暴力和行政手段侵害民眾的權利，譬如說民眾在交了稅后，還要面臨被政府強征“過頭稅”的命運，美其名曰“保釣”需要。

　　“政治稅收”的盛行，反證一點，即憲政稅收的闕如。要治理“政治稅收”帶來的征稅亂象，必須將稅收治理納入憲政視野。對此，李煒光先生有過精辟的闡述：因為“憲政是現(xiàn)代法治國家的一個基本政治制度范疇，而稅收則是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預先設定的規(guī)范籌集財政收入的特定分配關系，是社會公眾依照憲法的精神享受國家（政府）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所必須支出的價格費用，是涉及國家根本關系的憲法性法律規(guī)范。稅收的每一個因素都受制于憲法，與憲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所以，憲法不僅是法學研究的對象，與國家財政和稅制建設的關系亦十分密切，或者說，如果沒有憲法做指導和保障，公共財政制度和體現(xiàn)憲政精神的現(xiàn)代稅制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對于中國這樣的缺乏法治傳統(tǒng)、仍處于現(xiàn)代法治啟蒙階段的國度來說更是如此?！?/P>

　　建立現(xiàn)代稅制，要義就是稅收“入憲”。這就需要憲法增加有關稅收方面的條款，尤其是增加納稅人權利的條款。另外還需明確，誰有權收稅、怎樣才能收稅以及收稅是否需要代議機關的同意，將“稅收法定”原則具體化，清晰化，不給“政治稅收”或“暴力稅收”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