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法》明確規(guī)定：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者，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白紙黑字，在一些地方居然遭到成建制的突破。有關部門“保護干部”的“愛才之心”令人生疑地過于熾熱。

有一些新聞，當放在一起時，往往超越個案，平添幾分意味深長——

　　一則新聞是，5月以來，河南固始縣和洛寧縣接二連三被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職”的怪事，其中有官員甚至以刑罪之身，反而收獲了加官晉爵的“驚喜”。

　　另一則新聞其實是舊聞：《人民日報》稱，過去10多年間，我國高等教育中農(nóng)村生源在重點大學所占比例逐年下降，比如北大的農(nóng)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降至一成，不少農(nóng)村學子放棄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來越窄，社會階層固化趨勢加劇，“一代窮世代窮”現(xiàn)象日益明顯。

　　兩則新聞放在一起讀，不難催生“化學反應”，引人深思。一邊是草根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窄，大批寒門子弟面對難以企及的人生夢想只能望洋興嘆；一邊卻是一些地方官場公然肆意地搞體內(nèi)循環(huán)、排斥新鮮血液，對本該剔除出官場的“不幸落馬者”仍惺惺相惜，千方百計“拉其一把”。當官固然并非草根階層改變命運、實現(xiàn)夢想的唯一途徑，但在中國獨特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語境下，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很顯然，當無數(shù)寒門子弟離這個向上的流動體系漸行漸遠，當基層多如牛毛的德才兼?zhèn)湔呖嘤跁x升無門而夙夜憂嘆，一些地方官場卻心照不宣地奉行“劣幣驅逐良幣”的做法、讓劣跡官員仍然占據(jù)要職時，其思維和舉動便顯得非常突兀。

　　“戴罪任職”亂象的存在，是對現(xiàn)代法治精神以及官場倫理的背離。文學作品中常有緊急狀況下文官武將“戴罪立功”的描述，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僅限于大敵當前、無人可用的緊急狀況下。反觀河南兩縣厚待“戴罪官員”的案例：所處和平年代，并無緊急狀態(tài)；大批優(yōu)秀基層干部躍躍欲試，并非無人可用。我國《公務員法》也明確規(guī)定：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者，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在一些地方居然遭到成建制的突破。只能說，有關部門“保護干部”的“愛才之心”令人生疑地過于熾熱。

　　稍加整理，不難發(fā)現(xiàn)，河南這兩個縣“戴罪任職”事件中被判刑者均為“濫用職權罪”、“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玩忽職守罪”這類主觀故意的職務犯罪，而且均是發(fā)作于國土資源或住房建設部門。鑒于這類部門當下在地方財政中的“貢獻率”，多少可以嗅出幾絲背后的味道。面對追問，固始、洛寧兩縣均回應這些干部之所以“戴罪任職”是因為法院未盡到“法紀銜接”責任，沒有及時將判決書進行移送。換言之，以一句“不知道他們被判刑”為托詞，便企圖卸責過關。而在堪稱熟人社會的基層官場，這種“不知”，概率極低。強言“不知”，個中緣由，引人遐想。當前，在一些基層存在某種封閉的權力分享網(wǎng)絡，由宗族親屬、門生故舊、利益勾連形成權力結盟。于是，當某些劣跡官員不幸中招落馬，會出現(xiàn)“墻倒眾人扶”的奇特景象，而其“幫扶”和“復出”序列也優(yōu)先于級別較低、權力結盟關系更疏遠者。官員作為“公權代理人”，在一些基層卻形成了經(jīng)濟學上所謂的“內(nèi)部人控制”，“脫離群眾的危險”、排斥草根階層的色彩日益濃厚，值得警惕。

　　中國夢就是每個中國人的人生夢、事業(yè)夢，實現(xiàn)夢想的前提是公平、正義、法治。“戴罪任職”之類亂象的存在，是對這種夢想的粗暴干擾，唯有讓這些公然挑釁公平法治的舉動成為“黃粱一夢”，常人改變命運的夢想方能成真。（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