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惠安縣重華文史研究會秘書長陳金良，從明朝《惠安縣志》等文獻資料中查找到石獲記載，這也是崇武峰后石獲有著500多年歷史的另一佐證。縣志記載了41所石滬（即石獲）須納稅。

　　去年12月23日以來，泉州晚報持續(xù)報道關注惠安崇武峰后發(fā)現(xiàn)石獲遺址。去年12月25日，臺灣澎湖科技大學李明儒教授接受記者專訪，解讀澎湖、臺灣石獲技藝可能是從泉州一帶傳播而來。

　　明朝《惠安縣志》記載41所石獲須納稅

明代縣志曾記載石滬

　　此前報道提及，峰后飛錢陳氏族譜中有明確的石獲記載，但沒有在其他的文獻中找到石獲的相關文字資料。昨日，惠安縣重華文史研究會秘書長陳金良告訴記者，他在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后發(fā)現(xiàn)，明朝的《惠安縣志》及《崇武所城志》均有石滬（即石獲）等的相關記載。

　　據(jù)了解，惠安置縣以來，先后修編過6次縣志，即明嘉靖《惠安縣志》、明萬歷《惠安縣志》、清康熙《惠安縣志》、清雍正《惠安縣志》、清嘉慶《惠安縣志》及清道光《惠安縣志》。后來，又曾續(xù)嘉慶、道光兩志。這些縣志中，在災異、天象、人口、水利的跡象和數(shù)據(jù)，礦、農(nóng)、漁、鹽業(yè)的資源情況，及國防、軍事、海運、港口、石雕、民情民俗等方面，有不少寶貴的記載。

官府對41所石獲征稅

　　陳金良翻閱了編于明朝嘉靖年間的《惠安縣志》。記者看到，在關于課稅“每所科夏稅二文，秋租鈔一貫正米二升”中，提到應該納稅的有“海蕩四十二所半、水門二百五十四間，又海蕩一十三所、水門八間，海渡四所，捍公式（編注：滬的繁體字）二十五所，石公式四十一所”。在另外一段文字中，還提到了“滬”，“海地鱟公式一所”。

　　陳金良說，里面清楚地記載，41所石滬及鱟滬等均須納稅。

　　此外，在編修于明朝嘉靖二十一年的《崇武所城志》之《生業(yè)》《漁課》篇目中，也有類似石獲的記載。《生業(yè)》一文提及，“崇武濱海軍民人等，以漁為生……東西澳、后海澳，人各沿海步拖大網(wǎng)，施罟網(wǎng)，取小魚、烏魚、鱸、鲙、鰣、鯽、白丁蝦、鎖管、衛(wèi)螺、香公式螺之屬，難以名舉。”敘述黎民百姓飽受重稅之苦的《漁課》中也提到，“五代閩時，凡江湖河漁產(chǎn)魚之處，皆征其課，許人采取。宋至道年間除之，然州縣尚有舟船采取之稅。至明朝始立河泊，所以榷沿海之利。凡舟楫網(wǎng)窖不以色藝自實者官沒之……”

或早已成規(guī)模傳播臺灣

　　據(jù)介紹，《生業(yè)》《漁課》兩篇文章提到的罟網(wǎng)、網(wǎng)窖就是石獲或者類似石獲技藝捕撈海魚的方式，崇武峰后的石獲方位恰巧就在《生業(yè)》提到的“東西澳”里。另外，《漁課》中提到，對于“舟楫網(wǎng)窖不以色藝自實者官沒之”，即對于用漁船、石獲等實行捕撈生產(chǎn)但沒有如實報數(shù)的，官府會加以沒收。

　　陳金良認為，這些文獻表明，在明朝已經(jīng)有數(shù)量眾多的石獲被運用于捕撈生產(chǎn)，崇武峰后石獲存在500多年歷史的說法進一步得到驗證。他還認為，泉州沿海一帶海洋捕撈方式較為先進，石獲這種海洋生產(chǎn)技藝，很有可能在明朝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規(guī)模了，這為大陸民眾移居澎湖、臺灣后帶去石獲等海耕技藝提供了基礎。（記者 廖培煌 黃楓 林勁峰 實習生 彭堅林 雷嵐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