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次都是差一票就留下了。”夏衍對澎湃新聞說:“我發(fā)表過8篇SCI論文,拿到了200多萬元的科研經費,還是沒能留下。”
據他稱,關于“誰升誰走”,國外大學普遍采用“評審制”,對“升”沒有名額限制,只要達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國內高校則多采用“名額制”,指標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更讓夏衍感到無奈的是,評審教授來自各個專業(yè),無論他們對夏衍的研究領域懂不懂,都有權投票。“讓搞理論研究的教授評搞工程研究的老師,感覺不公平,要不怎么說隔行如隔山。”
對于夏衍的經歷,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深圳)組織人事處的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講師晉升副教授確實是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學院、學科比例有所區(qū)別,“我們主要按照老師的科研成果來評估,教學也會考察。”
“高校制度改革的過程中肯定會出現各種問題,但‘非升即走’的政策在應該是利大于弊。”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馮倬琳認為,雖然政策看似“殘忍”,但“它代表國內大學在向國外制度學習。”
在他看來,如今的高校制度是越來越規(guī)范、發(fā)展越來越好,“一直按一個套路發(fā)展只能越來越僵化,越來越沒有活力。要建世界一流大學,就要跟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