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彭水縣一男子不愿見母親忍受傷病痛苦，禁不住母親再三請求，將敵敵畏遞給母親助其“安樂死”。重慶市彭水縣法院近日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該男子有期徒刑3年。（11月17日新華網）

　　一方是母親無法忍受疼痛，請求自殺；一方是兒子出于無奈，在母親身邊放了一瓶“敵敵畏”。在法與情之間，該如何去平衡？其實，這個案子早已不是孤例。此前，外界高度關注的“孝子殺母”案，廣州市番禺區(q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鄧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人固有一死，“安樂死”何嘗不是一種死法？社會普遍認為，“安樂死”至少有四大好處：有利于節(jié)約稀缺的醫(yī)療資源，有利于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有利于減輕患者痛苦，有利于減輕患者家人經濟負擔。放眼世界，有的國家已經讓“安樂死”合法化，比如荷蘭、比利時。中國是否應該適時讓“安樂死”合法化，確實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縱觀各國“安樂死”的合法化之路，無不顛簸蹣跚。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社會名流發(fā)起成立世界上第一個自愿安樂死協會，提出安樂死法案，但遭到教會強烈抵制，不了了之；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位美國姑娘因服食過量毒品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維持生命，其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用呼吸器，讓其女兒安靜地告別人間，遭到醫(yī)生斷然拒絕后，他們選擇向法院訟訴，但法院駁回了他們的訴訟請求……

　　盡管如此，“安樂死”的合法化之路并未堵死，最早對“安樂死”實行除罪化處理的當屬日本法院——1950年東京地方法院在判決中提出：為了解除患者軀體劇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為，屬于刑法上緊急避險，不應受到司法追究；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審理兒子對癱瘓在床、痛苦不堪的父親實施“安樂死”案件時，更是明確提出了“安樂死”正當化必須具備的要件。

　　“安樂死”的立法之路，中國至少進行過五次嘗試：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最早在全國人大提出“安樂死”議案的是嚴仁英和胡亞美，兩人分別是中國婦產科學和兒科專業(yè)的泰斗；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32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要求結合中國國情盡快制定‘安樂死’立法”議案；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遞交了4份有關“安樂死”立法的議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在1997年首次舉行的全國性“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英美的探索經歷、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國的多次嘗試、荷蘭和比利時的合法化，中國完全可以根據這些情況并結合國情，對“安樂死”做出一個比較科學和準確的判斷。匈牙利詩人裴多斐有一首詩寫得很好：“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薄鞍矘匪馈币辉~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钡乃劳?；我國定義的“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y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tài)中結束生命過程。為了“幸福”，為了“無痛苦”，提前結束本已垂危的生命、安樂地死去，有啥不可？

　　天大地大，生命最大。但在患者、家屬和醫(yī)生等幾方面都認可“安樂死”的前提下，我國法律是否可以對實施“安樂死”的始作俑者不問罪、不處罰呢？確實是一個亟待得到正確答案的問題。從實踐操作來看，實施“安樂死”的始作俑者或被判3年徒刑，甚至被判緩刑，這與“故意殺人罪”的判決結果相去甚遠，為啥不可以再進一步？中國到了啟動“安樂死”合法化的時候了，當然要警惕有“心”人士濫用“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