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騙子選擇哪些欺騙對象最容易得逞？從媒體報道的案例中可以發(fā)現，財、色、官是騙子最易得手的三大“寶地”。騙財一是許以好處，二是冒充大款行騙；騙色的資本一是用情，第二還是用錢；而騙官的技巧，基本上是以升官為誘惑，其手段或者是自稱認識某大領導，或者直接冒充領導。在騙子施展技能的三大“寶地”中，騙官的收益無疑是最大的，一旦得手，往往能財色兼收。

　　昨天的一條“騙官新聞”被媒體廣為轉載。新聞說，一個叫趙錫永的人自稱“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司長”，從2010年開始，在湖南婁底，云南昆明、玉溪等地行騙。趙錫永所到之處，既有當地官員聘他為政府顧問，邀他作報告、參加掛牌儀式等活動，還有當地媒體跟蹤報道。

　　趙錫永在多地官場暢行無阻，與受騙官員合演了許多鬧劇，以致驚動國務院研究室，專門發(fā)通知請云南省辦公廳“及時采取措施，制止并揭露趙錫永的詐騙行為”。

　　這個案例并非孤案。去年媒體報道，39歲男子鄒斌勇自稱國家發(fā)改委的副司長，多年來以此身份結交一些官場及商場上的朋友，不少人把他奉為上賓，不時送錢送禮。實際上，鄒斌勇只是在發(fā)改委一個部門里做過臨時工。這自然讓人想到俄國諷刺作家果戈理1836年發(fā)表的小說《欽差大臣》。小說描寫紈绔子弟赫列斯達可夫與人打賭輸得精光，正一籌莫展，從彼得堡途經外省某市，被誤認為“欽差大臣”，在當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鬧出許多笑話。一位自身不干凈的市長不斷賄賂這位年輕人，為了打開在首都升官發(fā)財之門，甚至把女兒嫁給他……

　　騙官為何會如此容易得逞？這與我們的權力結構有關。當權力是由上面賜予而非下面支撐時，“上頭”就擁有巨大的威懾力量。因此當有人自報來自上級某個部門時，下面的人一般是不敢生疑的。他們害怕假如真是上頭來人卻膽敢懷疑，萬一被領導知道了，其結果不言而喻。而且“上頭”不輕易往下走，能得到“上頭”的光顧是求之不得的，夾道迎接都來不及，哪有心思去懷疑？

　　這種權力架構不但使“上頭”不容置疑，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成為“下頭”的“香餑餑”。筆者曾親眼見到一位“機靈人”向某個演出公司打電話，自稱是某部長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領導對這個演出挺感興趣，想買兩張票?！皺C靈人”解釋說，演出公司的人一定不敢多問。事實果然如此，他如愿以償地獲得兩張一等贈票。

　　從表面上看，向掌有實權的地方主要官員行騙，似乎有很大的風險，萬一露餡，面臨的懲罰很可能與欺騙普通百姓不可比擬。然而騙子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且“光腳不怕穿鞋的”，他們往往擁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膽量。俗話說，“最危險的地方常常是最安全的地方”，騙官與騙色的相似之處是，受騙者常礙于面子而不敢聲張，只能“啞巴吃黃連”。果然，事實再次證明了“啞巴定律”——趙錫永游騙了那么多官員，迄今尚無人向警方報案，有記者致電有關地方和部門了解情況，后者均不認為接待過趙錫永有什么問題，也不認為遭受了什么損失。受騙者并沒有在這件事情上接受教訓，以后如果再有張錫永、李錫永前去“視察”，仍然可能像趙錫永那樣被待若上賓。

　　與《欽差大臣》中騙子露餡是由于來了真欽差一樣，趙錫永的露餡也是因為真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發(fā)來一紙公函。這一騙案展露了我們權力結構的一大罅隙隙，這個罅隙既能放縱權力，也能游走騙子，令人警醒，發(fā)人深思。（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