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謂“新路”,其實就是放開“所有制”,有如馮并所說之“臨界點”,也即專家所說“資本制度”,或者叫做“財產制度”。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難能深入的關鍵所在,其情勢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時候經濟局面幾近崩潰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夢想都黯然失色,意識形態(tài)凈化運動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億萬公社社員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發(fā)起挑戰(zhàn),歷五年“拉鋸戰(zhàn)”后,包產到戶席卷全國,人民公社的歷史也就以失敗而告終?,F在,同樣的情形再一次發(fā)生,只不過,那一次是發(fā)生在鄉(xiāng)下,這一次是發(fā)生在城里。從經濟的局面來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但是,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來看,前后兩次全都遭遇到國內保守主義者的頑強阻擊。前一次他們說,包產到戶是“復辟資本主義”,這一次換了一種說法,叫做私營經濟“威脅國家安全”。
盡管不能像前幾年那樣隨心所欲地使用黨的報紙,但卻仍然戰(zhàn)斗不息,這讓人們再次感嘆他們的頑強。鄧小平不是說“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嗎?現在,他們正是要證明他們的說法有根據。黨的宣傳部門一向對輿論方面的異常動態(tài)反應敏捷,還命令所有屬下媒體 “守土有責”,絕不允許不符合黨的方針的言論出現在報端,但那都是對付“右派”言論的經驗,至于眼前這些理論,盡管危言聳聽,卻對其聽之任之。這讓這些人得到鼓勵,在后來的兩年中,開動一切機器——正規(guī)的和非正規(guī)的,把他們的意見拿出來,一個接著一個。第一個前面已經提到;第二個叫做《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然后《當代思潮》雜志總編輯又發(fā)奮寫了第三個,叫做《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還有第四個,就是《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tài)和特點》。人們把前前后后這些文章連貫起來一看,就說“這是四份‘萬言書’啊”。
老實說,這些人的宣傳工作干得的確出色。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黨”的樣子,或者至少也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了。黨的宣傳部門不去阻止他們,并不意味著接受了他們的理論。因為,能夠證明這些人的政治主張與黨的既定方針不一樣的證據太多了——至少不比他們尖銳批評的“右派”少。黨中央說,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十五大上又說是“組成部分”),他們說:“重新出現的私有制經濟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后盾。”黨的最重要的國策之一就是擴大對外開放,他們說:“我國對外國依賴加深,與過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黨中央將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作為最重要的理論指導,他們說:“1992年以后,資產階級自由化逐漸占了上風。”黨的領袖多次說,經濟建設是中心,不能讓任何東西來干擾這個中心,他們說:“階級斗爭有可能重新上升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還嚴厲地指出,有一種“有相當的市場”的錯誤思想,也就是認為“只要經濟發(fā)展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以至于認為‘反和平演變’是‘左’傾路線的必然產物,將會沖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黨中央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從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轉變,他們說:“領導權和路線這兩個對我們黨來說生死攸關的問題,還未最終解決”,“很難保證在黨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黨中央主張對工業(yè)實行股份制改造,他們說:“用股份制來改造社會主義公有制達到私有化的目的,這是歷史的倒退。”朱镕基說:“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是以國有制為主體。”他們說:“這樣理解的主體實際上并不是主體。”朱镕基說:“至于那些漢堡包、幾個膠卷、頭發(fā)卡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么關系呢?”他們說:“主張國有經濟應退出競爭行業(yè)的觀點頗為流行……這種主張實際上就是讓我們國家承擔虧損,讓各種資本盈利。從而使我們的國有經濟變成主要為國內外資本服務的經濟。”江澤民說:“加快國有企業(yè)改革,堅定信心。”他們說:“每逢改革開放加快時,非公有經濟就加快發(fā)展,必然沖減國有經濟所占份額。”
他們的觀點真是不少,盡管缺少想象力,但卻無比犀利,刀刀見血。開始的時候,人們還只是覺得驚訝,驚訝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來還以為只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見者’,”一個老資格的編輯說,“現在才知道,這些旗幟鮮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見’!”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畢業(yè)典禮上,江澤民總書記發(fā)表了他的準備了幾個月的講話。此后幾個月中,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把這次講話叫做“五二九”講話。
中國內外,對于這個講話的評論如潮。有人說,這是鄧小平逝世后,黨的領導人第一次系統地闡述其治國理論;有人說,這是將要召開的新一屆黨代表大會的指導思想,甚至就是江澤民政治報告的“底本”;也有人說,這是事先選擇一個場合來傳遞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經常說的“吹風”,征求黨內反應,以便決定以后的行動。議論紛紛,見仁見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懷疑,江澤民的話顯然是對全國的聽眾,尤其是對所有高級干部說的,這是政治運作鏈條中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所謂中央黨校省部級畢業(yè)班的畢業(yè)典禮,只是在這樣的時候提供了這樣一個講臺。所以,在會場里面,除了這一批畢業(yè)學員外,還坐著全國各省、市、區(qū)的黨政主要領導人,以及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人。
江的講話全文2萬多字,公開報道的部分為其中4000多字,由新華通訊社統一播發(fā),所有報刊都統一行動,刊登了新華社通稿。其余未公開的部分,則迅速在黨內傳達。公開發(fā)表的部分態(tài)度平和,對于新一輪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未予置評。可是,在現場直接聆聽江澤民講話的人,都發(fā)現他心有所指。很多讀過“萬言書”的人還可以聽明白,他的很多話明顯是針對“左”的人士的。他說:“旗幟問題至關緊要,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的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一定是針對“左”的人士的否定鄧小平的傾向。他說:“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fā)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這一定是在批評“左”的人士拿著馬克思的條條到處嚇唬人的做法。他說:“實踐證明,我們這樣做,沒有離開社會主義,而是在腳踏實地建設社會主義。”顯然也是針對“左派”指斥改革開放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的論述。他說:“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實際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爭論。聽者把他的這些話匯聚在一起,頓時明白:這是兩年多來黨中央最高領導第一次公開地回答“萬言書”的指責。此后幾個月中,官方媒體號召全國學習講話,以此統一思想??墒窃谥袊?,一樣東西的價值并不在于媒體的追捧,民間的毀譽往往更接近事實的真相。當時百姓中間,有人把“五二九”當作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點,又有人說這是過譽之詞。以后事態(tài)的發(fā)展證明,兩種說法都有足夠的證據,1997年5月29日這一天的中國,的確洋溢著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氣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開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但卻沒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沖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給保守派留下一個臺階,讓他們卷鋪蓋走人。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只要有個臺階,也就有了死灰復燃的機會,有如中國人一句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來源:人民網,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