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民辦教育取得‘合理回報’的獎勵政策，實則是違反兩個上位法。與其這樣，不如給一條光明正大的路，所以把分類管理提上了議程。”吳霓認為，當法律和現(xiàn)行的實踐發(fā)生沖突，如果不修法，等于是放任違法行為。“從法人體系上講，分類管理是給民辦學校一個合法身份，為民辦教育發(fā)展掃清障礙。”

　　已在全國各地舉辦20多所幼兒園及200多所加盟園的上海金太陽教育集團董事長翁學院覺得，新法落地“肯定是利好消息”。對租賃場地舉辦的幼兒園和非學歷教育機構來說，無論是舉辦者還是投資者，在這些領域進行投入時都不會再有顧慮。

　　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體制室主任王烽更愿意將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看作是解決原有法律不適應民辦教育發(fā)展的各種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確定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學校區(qū)分標準，以“負面清單”方式放開營利性學校準入，解決了民辦教育發(fā)展的源頭制度問題；變“合理回報”為“合法回報”，解決了法律之間的銜接問題，對現(xiàn)有舉辦者權益作出制度安排，回應了現(xiàn)有舉辦者對資產權益的訴求；取消了“過渡期”，兼顧了“出資”與“出力”，照顧了歷史和國情。

　　雖然實施分類管理仍會面臨分類過程中資產分割的法律邊界、非營利性學校的控制權、非營利性學校優(yōu)惠政策的落實、營利性學校的市場準入和監(jiān)管等現(xiàn)實挑戰(zhàn)，王烽仍相信新法已經在分類管理的法律框架構建上實現(xiàn)了重大突破。

面對分類：堅守還是出走？

　　“我不認為會出現(xiàn)民辦學校大批流失的情況，即使有停辦的，可能也是個別學校。”對大量社會資本會因分類管理撤出民辦教育領域的論調，黃藤很不以為然。他覺得社會上存在一種對民辦教育舉辦者的刻板印象，認為這就是一個逐利的群體。“實際上絕大部分的辦學人是一心一意在辦教育，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情況，大家辦學的初衷是不會動搖的。”

　　在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中，非營利性與營利性學校的區(qū)別在于，辦學的結余所用渠道不同，非營利性學校是舉辦者出資舉辦民辦學校且不能從辦學活動中取得收益，辦學的結余必須全部用于繼續(xù)辦學；而營利性學?？蓮霓k學活動中取得收益，利潤在出資者之間進行分配。

　　北京建華實驗學校董事長李金初稱，包括他們在內的一大部分民辦教育投資者都期待著分類管理可以盡快落實。“我們是公益辦學，不拿分紅，可一些取得合理回報的與我們混在一起時，政府怎么支持？真正搞公益的，發(fā)展的因素和資源受到影響。”

　　新法修訂后，只辦過高校的黃藤就在公開場合放話說，如果有同行有意愿，他愿意出資收購兩到三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用于舉辦義務教育階段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

　　“從我辦高校后就一直有這樣的想法，除去舉辦高校的運營壓力，當時民辦中小學尚未形成有序競爭。修法后，有一部分過去希望營利的舉辦者不想辦的話，對我們實現(xiàn)之前的想法也是一個機會。”黃藤覺得，對很多民辦教育舉辦者來說，投身這一領域，更多是為了將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諸實踐，進而成為影響和推動中國教育發(fā)展的一股力量。“學校營不營利不是我們選擇的標準，我更希望有機會在義務教育階段做一些全人教育的嘗試。”

　　黃藤坦言，實際上在法律修訂前，相當多的民辦學校都已明晰了未來的發(fā)展道路。由他發(fā)起的非營利性民辦高校聯(lián)盟，目前已有幾十所學校參加。

　　早在幾年前，西安外事學院就被黃藤明確為一所非營利性的民辦高校，“我在考慮，是辦一個真正有持續(xù)性的學校，還是要把它公益化社會化”。兩年前，他又讓原本在學校任職的家族其他人員全部退出，改為外聘專業(yè)人士進行管理。“包括我的女兒，原來是明確作為接班人培養(yǎng)的，她英國留學回來在學校工作了8年，已經任職副校長、副董事長，獨立分管一個部門的工作了，我也讓她離開了。”

　　“法律明確后，具體到學前教育領域，還面臨著比較復雜的資本問題。學前教育以前大多是單一舉辦者辦一兩所民辦幼兒園，但近兩年國內學前教育資本市場非常火，資本的來源也更復雜。”翁學院預測，面對逐利性鮮明的投資機構，決定舉辦營利性民辦園可能還要面對一場舉辦者和投資者之間的博弈。

　　但同時，翁學院對投身營利性學前教育辦學仍持樂觀態(tài)度，“一般舉辦幼兒園的投入不會很大，船小好調頭”。畢竟幼兒園很多都是輕資產的，自己買地建房或由政府部門提供場地，還有自己租賃場地的，都不會面臨太大的資產清算問題。

　　“我主張把學校建成‘第四產權’，一所真正社會公共產權的‘百年老店’。”李金初理想中的“第四產權”是獨立于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之外的社會公共所有制，北京建華實驗學校成立之初的一次“超常規(guī)”注冊方式，讓他的這一辦學理想有了現(xiàn)實依據(jù)。

　　1993年，為響應解放思想的號召，民建北京市委萌生了創(chuàng)辦一所民辦學校的想法。由于當時民辦教育的法律法規(guī)尚不健全，在法不禁止的前提下，熟知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主辦方采取了一個“超常規(guī)”的辦法，通過預收學費的資金完成了學校的注冊。

　　“當時在辦公室拿張紙，寫個布告，就收學費，而后把學費作為注冊基金，因此在投資屬性上屬于無人投資。”李金初說。后續(xù)有很多資本想進來都未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李金初要全力保衛(wèi)學校“第四產權”的特殊屬性。“我的主張是，任何人都不能因為在學校擁有財產所有權而獲得辦學權，學校的董事長和校長都是任期制，只有這樣才能按照教育規(guī)律來辦學，而不是按照利益來辦學。”李金初希望學校的辦學權永遠掌握在教育家專家手上，這樣學校才能在幾十年甚至百年之后實現(xiàn)持續(xù)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