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珠祥、張蓮好夫妻，曾經是聞名全國的最牛釘子戶，當日并肩作戰(zhàn)的兩人如今已經分開，各自隱居在城市的兩頭，小心翼翼地生活。 人們知道他們，是因為“天價釘子戶”這個響亮的名頭。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遠比“天價釘子戶”要豐富、跌宕許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幾十年后仍舊兩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樓收租富裕度日；幾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遷進程中，成為最牛釘子戶因1700萬巨額拆遷賠償名噪一時；曾經情比金堅的兩人，獲得賠償后勞燕分飛，隱居于世……

　　一次次冒險、一次次抗爭、一次次離別、一次次選擇、一次次等待，一個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其實映照著歷史的必然。他們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這幾十年中的時代寫照。

　　偷渡客

　　當時寶安農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約70元港幣，懸殊近百倍。蔡珠祥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蔡珠祥、張蓮好已經分開了，1700萬拆遷賠償分成4份。他們倆和兒子、女兒各一份。為了避免沖著巨款而來的恐嚇和危險，兩位老人換掉了之前的電話，散在城市的兩個角落各自居住，與之前的生活徹底斷了聯(lián)系。

　　而上世紀60年代，他們曾經是蔡屋圍村最令人羨慕的一對夫妻，郎才女貌。張蓮好是來自廣州的知識青年，到蔡屋圍村大隊插隊，有些文化，梳著一條黑亮的大辮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里大隊的手扶拖拉機手，喜歡冒險，富有朝氣，能讓拖拉機在土路上開得飛快?！澳莻€時候可以開拖拉機的，好比現(xiàn)在開勞斯萊斯的，厲害得很啊！”蔡許生(化名)是蔡珠祥的發(fā)小，在他的記憶中，蔡珠祥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曾經風光無限。

　　1969年，蔡珠祥與年長他3歲的張蓮好成為夫妻，有了一個兒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張蓮好又懷孕了，本就拮據(jù)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難，蔡珠祥決定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內地，蔡珠祥是風光無限的手扶拖拉機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層勞工。和很多逃港內地人一樣，蔡珠祥在香港只能從事一些廉價勞動力的工作，洗碗、粘紙盒、做清潔，不過干得最多的還是建筑工，因為掙錢更多，每月300元。對于年輕的他來說，有力氣，身手靈活是最大的優(yōu)勢。當時內地對香港的宣傳是黑社會橫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然而令蔡珠祥驚訝的是，這里的生活水平比內地高許多，香港居民還用上了洗衣機和電視機。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張蓮好的日子也不好過。在以宗族關系為紐帶的農村，她作為一個外姓女人，帶著一雙兒女，跟村里人的關系并不好，還受到排擠。有蔡屋圍村的村民猜測，這也是后來張蓮好下定決心要爭取賠償金、堅決不要物業(yè)補償回遷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與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遷中揚眉吐氣。

　　1974年，香港政府實施“抵壘政策”，內地非法入境者抵達市區(qū)，只要能夠接觸到香港的親人，就可以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而在該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則會立刻遣返內地。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證。然而，他沒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農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紅的資格。不過，也正因為這個身份，為他在后來拆遷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別的關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議下，這個血液中流淌著冒險基因的年輕人決定展開更遠一次的冒險——偷渡美國。但是，這一次他陰差陽錯地來到了南美國家厄瓜多爾，與家人徹底失去了聯(lián)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棄了回國的念頭，與當?shù)厝私Y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個廣東華僑告訴他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深圳成為經濟特區(qū)，已經不是他離家時候的樣子了。

　　1988年，蔡珠祥從南美飛到香港，過境回到深圳。關于他回來的方式，村里人有兩個說法，一是他購買了一張從厄瓜多爾飛往香港的機票，返深；二是張蓮好借了2萬元美金，去厄瓜多爾把闊別多年的老公接了回來。那一年，蔡珠祥38歲，張蓮好41歲，他們分開已經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沒有見過自己在厄瓜多爾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收租。蔡珠祥和張蓮好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里人打打麻將。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許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艱辛。一個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無援，舉目無親，最多的時候她做了包括清潔工在內的五份工，生活仍艱難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積蓄和丈夫寄回來的錢，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棟兩層小樓。在幾個受訪的村民記憶中，這個女人的性格也越來越“硬”，有時候甚至執(zhí)拗，很難說話。她在村里很少和別人搭訕，也很少與人產生矛盾，每天早出晚歸，行色匆匆，異常忙碌，臉總是繃著，前額的頭發(fā)倔強地立著。她就像熱鬧的蔡屋圍村中的獨行者。

　　1992年，深圳開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萬多持農村戶口的“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戶口，在原村委會基礎上也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參與分紅。但是，由于張蓮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們二人均不能參與村股份公司的分紅。雖然，農村變成了城市，村民變成了市民，但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均沒有納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沒有擺脫以宗親為紐帶的血緣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農業(yè)已經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們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種”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的房子，他們走上了這條毫不專業(yè)的房地產經營之路。一開始，蔡珠祥對無業(yè)兒子的前途十分擔心，兒子甚至買瓶啤酒都要問張蓮好要錢。1990年前后，和村里人一樣，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輪的搶建風潮中，將自家房子加蓋到四層，外墻上貼了光潔的瓷磚。村子里住滿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滾滾而來的租金讓蔡珠祥覺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他也不再擔心兒子的未來，因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個城市的開發(fā)改造帶動了蔡屋圍價值的提升，原住民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

　　此后，隨著越來越多涌入的外來租客，村里的房子也不斷“長高”。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村里的樓房多方正，六七層高，除了一道樓梯外，所有的空間都被分隔成一個個單獨的房間，分別出租，每間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里人的小樓中多是一房一廳等“小戶型”時，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婦則選擇了三房一廳的“大戶型”。也許是因為蔡珠祥認為，“大戶型”更加氣派、風光，也顯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見過世面，與村里人不同。闊綽的大開間套房確實讓他們在村里風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實際出租的時候，每平米的實際收益和出租率卻不如小戶型。因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們之需要一間房，一張床，卻不需要落腳點有多寬敞、多舒適。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廳的小戶型，6層小樓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總額至少要比現(xiàn)在的萬余元翻一倍。

　　盡管如此，蔡珠祥和張蓮好仍舊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里人打打麻將。也許是巧合，他們擁有的深圳市羅湖區(qū)蔡屋圍老街坊12號小樓，正是后來建成的京基100大廈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釘子戶

　　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中絕大多數(shù)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方案，蔡珠祥家是個例外。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

　　2003年，經人民銀行總行同意，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提出要擴建。擴建涉及蔡屋圍原居民的拆遷和安置，考慮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市政府研究決定以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擴建為契機，對老圍片區(qū)進行整體改造，打造蔡屋圍金融中心區(qū)，同時改善居民的生活環(huán)境。項目批準立項后，2004年被列為深圳市以及羅湖區(qū)的重大項目。2004年，蔡屋圍集團公司與京基公司簽訂了房地產開發(fā)合同，近46萬平方米土地即將拆遷開發(fā)，蔡珠祥的房子也在其中。

　　當時提出的補償安置方案是：1、產權調換。按現(xiàn)狀查丈建筑面積“拆一補一”，回遷房的產權形式是市場商品房；2、貨幣補償。按現(xiàn)狀查丈建筑面積，補償價格是6500元/平方米；3、產權調換和貨幣補償相結合。120平方米以內的部分，加上獎勵獎金，貨幣補償價格相當于12000元/平方米，剩余部分可選擇原地回遷；4、原地回遷部分，過渡期內租金補償為25元/月·平方米。

　　彼時，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是深圳市大規(guī)模改造城市中心城中村的頭一遭，一開始并不順利。負責拆遷的京基公司的工作人員伍青山記得，許多村民都采取了觀望政策，因為不少人擔心房子一旦拆了，補償是否能夠兌現(xiàn)。甚至還有少數(shù)村民以1萬元/平方米的價格將物業(yè)轉讓給他人。

　　直到開發(fā)商提出一個附屬方案：以1.2萬元/平米收購村民原有物業(yè)一層，馬上支付現(xiàn)金約140-160萬元不等，用于村民在拆遷過程中過渡性購房，其余物業(yè)則等待幾年后回遷房“拆一補一”進行產權調換。2006年，深圳市平均房價不足1萬元/平方米。這個方案對于拆遷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2007年4月，386戶居民中，380戶簽下拆遷補償安置協(xié)議，絕大多數(shù)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的方案。

　　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從紅寶路一側開始拆遷，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層小樓究竟值多少錢？他們先是要求1.2萬元/平方米的現(xiàn)金補償，遭到拒絕，開發(fā)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農民房，和周邊的高樓大廈不能橫向比較，因此價格更不能參考后者。此后2006年9月房地產評估機構給了價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實際不能流通，房子沒有房產證。雙方對房子價值幾何的評價大相徑庭。京基將補償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雙方仍未能達成協(xié)議。

　　2007年3月，張蓮好以網名“阿香婆”在網上發(fā)表了一篇名為《南方第一高樓之征地拆遷令我感到弱勢》的文章，拉開了這一出拆遷的大戲。這場拆遷的拉鋸戰(zhàn)從一開始就成為深港乃至全國媒體的報道熱點，它具備太多吸引人的新聞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權法》的頒布，上千萬的天價賠償，已經在迅猛飆升的深圳房價……老人與開發(fā)商，孤樓與新地標，這棟老樓的命運成為深圳舊城改造的標志性事件。

　　蔡珠祥將內地和香港媒體記者的聯(lián)系方式記錄在一個小本上，有需要的時候他就逐個打電話。為了防止開發(fā)商假冒記者搶走房產證，他將房產證存進銀行保險柜，給記者看的只有復印件。

　　在這場拆遷保衛(wèi)戰(zhàn)中，偌大的工地上只有這幢6層小樓孤獨而倔強地屹立著。蔡珠祥堅定地認為他手中抗爭的砝碼是媒體、膽識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時期出臺的《物權法》為舊改拆遷再添變數(shù)，它成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陣，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釘子戶”紛紛找到蔡珠祥學習取經，他就帶著人家到書店買一本《物權法》。他振振有詞地拿著《物權法》跟媒體說：“根據(jù)《物權法》，如果是像建地鐵、政府機構這樣涉及公共利益的項目，個人利益要服從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業(yè)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們自由談判?！?/P>

　　夫妻倆可謂“一文一武”。這邊，蔡珠祥拿著《物權法》要談判；那邊，張蓮好則用她的近乎偏執(zhí)的強悍來表示決不妥協(xié)的決心。拆遷不僅留下了小樓，還留下了小樓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條小路。每天早上4點，張蓮好都一個人拿著掃把，把頭一天拆遷灑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認真掃去，每天一掃就是兩個小時。2006-2007年連續(xù)報道此事件的一個記者回憶，每次見到張蓮好，她頭一句一定是：“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們賠！”

　　羅湖法院召集雙方調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協(xié)調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那一年，他57歲，張蓮好60歲。伍青山對那一天的場景記憶猶新，張蓮好打電話給他要交鑰匙。在小樓前，張蓮好遞過來小樓的鑰匙，盡管她極力保持平靜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無盡的凄涼。張蓮好說：“青山，我現(xiàn)在啥也沒有了，只剩下錢了，明天就睡在天橋下數(shù)錢去?！彼x開的背影被午后的陽光拉得越來越長，一步三回頭，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樓嵌入眼睛里。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他們幾乎天天見面，此后他們將相忘于江湖。

　　對于公眾來說，賠償金總額成為最大的八卦。兩人挨個給記者打電話，告知這個他們認為“揚眉吐氣”的結果。有記者至今仍記得電話中蔡珠祥那勝利者的口吻。也有參與報道的記者認為，夫婦倆一直都把媒體作為爭取更多賠償金的利用工具。

　　隱居者

　　蔡珠祥和張蓮好分開了，1700萬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區(qū)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至于張蓮好，誰也不知道她現(xiàn)在哪里。

　　多數(shù)蔡屋圍村民選擇了物業(yè)補償回遷，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戶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戶型的“組合”。位于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戶住戶中，業(yè)主300多戶，租戶1400多戶。而這些業(yè)主幾乎都是蔡屋圍村被拆除的108棟樓的原村民。他們住在大戶型的公寓中，大戶型集中在一棟新樓中，位置好、戶型大。羅阿姨家物業(yè)補償建筑總面積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層的拆遷補償金144萬元，余下面積換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兩廳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小戶型全部用于出租，每月租金總額約4.5萬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況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擁有超過20套房產的。

　　還有一幢新開發(fā)的寫字樓產權屬于蔡屋圍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紅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組建物業(yè)公司對寫字樓進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輕人在物業(yè)公司里面工作。盡管每個月的工資僅僅夠汽車的油錢，但是他們仍舊很樂意去“上班”。無疑，這些村民已經成功躋身富翁行列，但是幾乎所有村民都對記者的采訪有些避諱。羅阿姨面露難色：“大家都以為我們發(fā)財了，其實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穩(wěn)穩(wěn)過日子。”

　　如果按照產權補償?shù)姆绞?，蔡珠祥?08.3平方米的總建筑面積，按照均價3.5萬元/平方米計算，保守估計目前的市值總額超過2400萬元。

　　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張蓮好之所以堅決選擇現(xiàn)金補償?shù)姆绞?，抗爭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原因是兩人作為夫妻早已貌合神離，而現(xiàn)金補償給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財產的方式。也許是巧合，現(xiàn)在的蔡珠祥和張蓮好確實分開了。1700萬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張蓮好更換了電話號碼，和村里人沒了聯(lián)系，因為釘子戶行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遲了大家回遷的時間，他們成為全村“公敵”。蔡珠祥曾和別人說，張蓮好沒有再買房，而是租住在濱河新村。這是一個建設于上世紀80年代的“老”住宅區(qū)，離蔡屋圍很近。但是，記者通過物業(yè)管理處和社區(qū)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張蓮好的租賃信息。有一種可能，張蓮好已經更換了住地，在連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一種可能，張蓮好用了別人的名字租下了濱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氣，打開瓶蓋就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現(xiàn)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樣？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三房兩廳131平方米的房子，購房和裝修總價約200萬元。他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房價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社交圈子也越來越小，在蔡屋圍老村外，他很難找到與自己有著相似背景和共同語言的人?！案饷娴娜肆牟粊怼保讨橄榈钠胀ㄔ挷缓?，說起來很費力。每天，他6點起床，然后下樓散步，8點買菜回來，順便帶一份報紙，9點吃早餐、看新聞，瞇著已經老花的眼睛逐頁閱讀報紙，午飯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樓打會兒麻將。小區(qū)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時的“天價釘子戶”。平日里他很少出門，“我也沒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說，難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廳，吃吃久違的味道，是他一段時間里最幸福的時光。由于女朋友暈車，他們幾乎沒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沒有買車，他說自己不需要，也沒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兒子和女兒現(xiàn)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牽掛的人是年幼的小孫子。他時常還會想起做釘子戶那段轟轟烈烈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時常拿出那本記錄著各個媒體記者電話的小本來反復摩挲。對未來，他說沒有什么想法，平安過一天就是一天?！拔以趺纯赡芑夭涛輫?？我在那里沒有房子了，別人也不歡迎我?！闭f到這兒，蔡珠祥很是無奈。

　　和蔡珠祥一樣選擇住在“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村里人因為物業(yè)補償，回遷還是住在一起，他們普遍對現(xiàn)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回遷入伙時，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樓驚呼：“每天爬樓怎么吃得消??？”當搭乘電梯“回家”后，這個村民感嘆道：“坐電梯還是比爬樓梯舒服?。　辈疬w前，有車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為數(shù)不多幾個有車一族，車子在村里只能亂停放，車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經常的事情。現(xiàn)在，幾乎每家都購買了私家車，車庫中幾乎看不到20萬以下的車型，很多家都有兩臺以上的汽車。 老村民蔡叔聽人說，蔡珠祥曾經在去年通過中介想買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來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賣房子給他？他當釘子戶是出名了，但是當時是得罪了全村的人?！?/P>

　　生活環(huán)境變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什么改變，初一、十五，村民們會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燒紙拜祭，老人中心幾十個麻將桌每天都很熱鬧。蔡叔樂呵呵地說：“原來是一家一棟，現(xiàn)在是樓上樓下，還是那些人?！币换ㄒ皇澜?，一村一天堂。他們有著價值千金的物業(yè)，有著每月數(shù)萬元的穩(wěn)定租金收入，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廈后快節(jié)奏的城市節(jié)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適應的，于是雖然舊改已經將蔡屋圍村從深圳版圖上抹去，但是他們仍舊習慣只和村里人來往，對同族人身份認同而懷念。

　　現(xiàn)在，蔡珠祥仍舊肯定地表示不后悔當初的選擇，“當時有當時的情況，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客死他鄉(xiāng)，現(xiàn)在能夠在故鄉(xiāng)安度晚年，我已經很慶幸、很安心了?！?/P>

　　無論是選擇偷渡的冒險，還是建房時戶型的選擇，又或者是拆遷時選擇的賠償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婦都沒有“隨大流”，都沒有安分地等待命運的安排，都顯得那么特立獨行。但是，命運好像給這對勇于冒險的夫婦開了玩笑，每一次選擇他們好像都處于“下風”。

　　是命運嗎？誰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這一切發(fā)端于1972年，那個勇敢的年輕人走出家門，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時候，他還是個強健的年輕人，充滿夢想，現(xiàn)在他只是個老人，只想安度余生。